鄉村振興戰略：認識偏差與推進路徑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自提出到實施以來, 在各方麵取得不錯績效的同時, 也顯露出一些問題, 尤其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具體(ti) 對象、與(yu) 新型城鎮化的內(nei) 在關(guan) 係、鄉(xiang) 村旅遊業(ye) 的發展定位以及對“鄉(xiang) 土文明”的執迷固守等方麵存在一些認知偏差, 由此引致了實踐中的諸多困局。目前不僅(jin) 要密切關(guan) 注鄉(xiang) 村振興(xing) 與(yu) 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就業(ye) 創業(ye) 、新型城鎮化建設與(yu) 農(nong) 村居民聚落整治等工作的銜接配套, 還要理性看待未來某個(ge) 時間可能會(hui) 出現的城鄉(xiang) 收入差距適度擴大的反常態勢。

 

自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一直是全黨(dang) 工作的主線和抓手。無疑,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實施對於(yu) 破解長期存在和不斷固化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矯正非均衡非協調的區域格局、確保糧食安全和農(nong) 村繁榮發展、全麵推進農(nong)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等均具有重要意義(yi) 。在2019年的“兩(liang) 會(hui) ”上進一步強調, 要把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放到經濟社會(hui) 發展全局中統籌謀劃和推進。由此可見,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在中國頂層設計構念中占據突出地位。

隨著各級政府部門配套文件的密集出台和有序落地,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工作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但是, 由於(yu) 各種原因, 至今仍然有人對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持有諸多疑惑甚至誤解, 其中某些觀點屬於(yu) 方向性的錯誤, 必須加以詮釋和澄清, 否則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順利推進。

一、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解偏差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經過兩(liang) 年多的實踐, 在五個(ge) 核心模塊上均取得了階段性進展, 鄉(xiang) 村整體(ti) 狀況得到不同程度的優(you) 化和改觀, 既有成績為(wei) 後續工作的深入開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與(yu) 此同時, 一些新問題也日漸顯現出來, 尤其是在對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理解上存在較大偏差, 倘若不能及時矯正, 極有可能嬗變為(wei) 未來工作的阻力。係統梳理發現, 人們(men) 對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誤解甚至曲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ge) 方麵。

(一) 盡快同步振興每一個自然村

新中國成立初期, 為(wei) 了應對當時嚴(yan) 峻的國際形勢, 盡早實現從(cong) 農(nong) 業(ye) 窮國到工業(ye) 大國的跨越, 中國逐步構建了城鄉(xiang) 隔離、工農(nong) 分治的二元戶籍製度, 嚴(yan) 格限製農(nong) 村人口流入城鎮, 並通過工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剪刀差方式抽取農(nong) 業(ye) 剩餘(yu) , 為(wei) 實施重工業(ye) 導向發展戰略提供了資本積累和物質保障。其結果一方麵在較短時期內(nei) 構建了相對完備的工業(ye) 體(ti) 係, 帶動了一批工業(ye) 城鎮的興(xing) 起, 另一方麵侵蝕了農(nong) 村發展後勁, 導致許多鄉(xiang) 村陷入貧困。1970年代末期推行土地承包責任製後, 農(nong) 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農(nong) 民增收、農(nong) 業(ye) 增產(chan) 、農(nong) 村增色, 但城鄉(xiang) 間長期存在的二元結構非但沒有得到明顯緩解, 反而城鄉(xiang) 差別的許多核心指標逐漸拉大[1]。20世紀90年代以來, 城鄉(xiang) 間要素收益差距愈加顯著, 城鎮對農(nong) 村的虹吸效應最大化釋放出來, 生產(chan) 要素的趨利本性充分顯現, 農(nong) 村勞動力、資金、土地等優(you) 質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入城鎮, 一些鄉(xiang) 村景象日趨蕭條。隨著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推行, 有些人本能地認為(wei) 要抓住這次難得的政策契機搞好自然村建設, 特別強調“一個(ge) 都不能少”。從(cong) 表征上看, 這個(ge) 觀點無可厚非, 尤其對那些與(yu) 農(nong) 村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聯係的人而言, 眼看著自己熟悉的村落一個(ge) 個(ge) 凋零甚至消逝, 難免心存惻隱, 試圖“原汁原味”地保留每一個(ge) 自然村。但是, 深層次剖析發現,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首先, 受政府財力所限, 短期內(nei) 很難同時振興(xing) 每一個(ge) 自然村。民政部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 中國行政村總數為(wei) 69.2萬(wan) 個(ge) 左右、自然村約261.7萬(wan) 個(ge) 。麵對體(ti) 量如此龐大的自然村落, 尤其在全球經濟景氣下行、國內(nei) 艱難實施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雙重壓力下, 在國家財政赤字逐年攀升、地方債(zhai) 務風險不斷惡化的不利條件下 (見表1和圖1) , 現階段政府對每一個(ge) 自然村都投入充足資金顯然力不從(cong) 心。長期來看, 隨著政府財力不斷累積, 才能考慮振興(xing) 更多的自然村。

表1 2009-2018年中國財政收支狀況及國債(zhai) 發行規模/億(yi) 元

 

數據來源:財政部官方網站。

其次, 受客觀規律支配, 一些自然村的振興(xing) 之策在於(yu) 整體(ti) 搬遷。回顧發達國家走過的曆程, 不難發現, 鄉(xiang) 村的繁榮衰微與(yu) 城市的擴展收縮, 均有其內(nei) 在的客觀規律, 非人為(wei) 力量所能抗衡。雖然行政幹預可能會(hui) 暫時性發揮作用, 但無法更改其興(xing) 亡的總體(ti) 趨勢。目前中國行政村平均常住人口不到1 000人, 自然村人平均人口不足80人, 且幾乎均為(wei) “三留守”人員。無論從(cong) 數量還是從(cong) 素質上看, 該群體(ti) 都無力支撐鄉(xiang) 村振興(xing) 大業(ye) [2]。近些年中國年均成百萬(wan) 上千萬(wan) 農(nong) 村人口進入城鎮工作生活, 農(nong) 村最活躍的生產(chan) 要素大量流失, 促進了城鎮經濟的興(xing) 旺發達, 也加速了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凋敝進程。一些自然村落地處偏僻, 村民大量流失, 敗落之勢明顯。針對此類自然村的振興(xing) , 明智的選擇是整體(ti) 搬遷, 而不是過多糾結於(yu) 原地振興(xing) 再追加無效投資。

 

圖1 2014-2018年我國地方債(zhai) 務餘(yu) 額/萬(wan) 億(yi) 元

 

數據來源:財政部官方網站。

最後, 受成本效率約束, 有些自然村的振興(xing) 之路在於(yu) 撤銷合並。暫且不考慮有無足夠財力保障每個(ge) 自然村的建設投入, 即使具備一定的財政實力, 但對數量如此之多的自然村平均投資, 無異於(yu) 杯水車薪。更何況公共服務設施運營都存在規模經濟問題, 如果相應的消費群體(ti) 達不到既定規模, 始終要依靠政府不斷追加後期投入, 明顯不具備可持續性。其實, 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自然村已經閑置多年, 長期無人居住, 如果繼續通路、通電、通水、通網, 不僅(jin) 浪費寶貴資源, 也產(chan) 生不了什麽(me) 經濟和社會(hui) 效益。相反, 還可能對鄉(xiang) 村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次生災害。有學者調研發現, 當學生人數在400-1 000名之間時, 一所小學才可能產(chan) 生投資效益;否則, 學校的實驗室設備、體(ti) 育設施、操場校舍等都隻能低效運營。農(nong) 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與(yu) 運營均需考慮成本收益約束問題, 因此, 一些留守村民很少、彼此距離較近的自然村應該考慮通過撤並擴大規模, 提高綜合效益, 而不能囿於(yu) 對“一個(ge) 也不能少”的機械理解。

(二)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相背而行

不言而喻, 導致今日部分鄉(xiang) 村發展不景氣的主要原因就在於(yu) 多年來大量農(nong) 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向城鎮轉移,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僅(jin) 僅(jin) 依靠留守人員和少數失意的返鄉(xiang) 農(nong) 民工勉強應付, 經營效率可想而知, 由此引發了人們(men) 對“三農(nong) 問題”能否妥善解決(jue) 的憂慮。[3]基於(yu) 該邏輯推演, 有人認為(wei) 鄉(xiang) 村要振興(xing) 就必須召喚盡可能多的外出打工者返鄉(xiang) 就業(ye) , 依靠大量人力資本投入來維係鄉(xiang) 村全麵發展, 也就意味著持續了數十年集中型城鎮化的延緩、暫停抑或終止。誠然,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對農(nong) 村人力資本投入的質和量均有一定的要求, 但並非意味著返鄉(xiang) 就業(ye) 者越多越好, 原因在於(yu) 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 有限的耕地麵積無法承載龐大返鄉(xiang) 者充分就業(ye) 。中國人均耕地不足2畝(mu) , 按照每戶3-4人規模, 戶均耕地6-8畝(mu) 左右, 即使不考慮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 人均農(nong) 業(ye) 收入也不足2千元。顯然, 單靠務農(nong) , 農(nong) 民無法擺脫絕對貧困, 更遑論發家致富了。改革開放前農(nong) 村的大麵積貧困, 正是由於(yu) 大量剩餘(yu) 勞動力以隱性失業(ye) 方式常年束縛在有限的耕地上。隨著現代農(nong) 業(ye) 技術逐步普及, 農(nong) 業(ye) 資本有機構成將不斷提高, 農(nong) 業(ye) 所需勞動力數量必然進一步萎縮。更何況大量返鄉(xiang) 者長期滯留農(nong) 村無所事事, 極有可能引發某些始料未及的社會(hui) 問題。

第二, 農(nong) 業(ye) 收入占農(nong) 民總收入的權重越來越小。從(cong) 2013年開始, 除了2014年略有波動外, 中國農(nong) 民工資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居於(yu) 首位, 經營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斷下降 (見圖2) 。事實上, 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以美國為(wei) 例, 該國農(nong) 民從(cong) 事種養(yang) 業(ye) 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cong) 1960年的50%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這說明美國農(nong) 民收入中僅(jin) 有約1/6來自農(nong) 業(ye) 經營本身, 其他收入則源於(yu) 兼業(ye) 所得及政府補貼;歐洲農(nong) 場主的收入構成也大體(ti) 相當[4]。觀察圖2可知, 2009-2018年中國農(nong) 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占比持續下降, 截至2018年底該項權重跌至36.7%, 可見, 務農(nong) 之於(yu) 農(nong) 民增收的重要性逐步弱化。與(yu) 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這十年間農(nong) 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則相對穩定, 始終維持在39%-46%之間波動。因此, 外出打工對於(yu) 農(nong) 民穩定增收至關(guan) 重要。

 

 

 

圖2 2009-2018年中國農(nong) 村居民工資性收入與(yu) 經營性收入占比

 

資料來源: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部官方網站。注:從(cong) 2013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展了城鄉(xiang) 一體(ti) 化住戶收支與(yu) 生活狀況調查，與(yu) 2013年前的分城鎮和農(nong) 村住戶調查的調查範圍、調查方法和指標口徑有所不同，2013年以前為(wei) 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14年至今為(wei) 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三, 中國仍然處在新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近幾年大部分城鎮進入產(chan) 業(ye) 轉型陣痛期, 難免會(hui) 產(chan) 生對中低端勞動力的排斥, 導致部分農(nong) 民工因城鎮就業(ye) 困難而被動返鄉(xiang) 。同時, 隨著家鄉(xiang) 營商環境不斷優(you) 化, 部分農(nong) 民工主動選擇返鄉(xiang) 創業(ye) 。有人把這種農(nong) 民工回流農(nong) 村的現象統稱為(wei) “逆城市化”, 還認為(we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推行將使得我國人口“鄉(xiang) →城”流動的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變[5]。現實情況果真如此嗎?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城鎮化率年均增長超過1個(ge) 百分點, 呈現出穩步上升態勢 (見圖3) 。截至2018年末, 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43.37%。無論從(cong) 哪個(ge) 統計口徑上考察, 我國城鎮化仍處在諾瑟姆曲線中30%-70%的加速發展階段。因此,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所引發的一定量農(nong) 村勞動力返鄉(xiang) 甚至部分城鎮人口下鄉(xiang) 創業(ye) 並不能更改主體(ti) 人口向城鎮集中的大方向。

 

圖3 1978-2018年中國城市 (鎮) 化率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各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

從(cong) 某種程度上講, 中國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經濟奇跡正是得益於(yu) “工業(ye) 化+城市化”的發展模式。隨著數以億(yi) 計的農(nong) 民工進入城鎮工作, 一方麵提供了城鎮二三產(chan) 業(ye) 快速發展所需要的大量勞動力, 另一方麵緩解了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過多而激發的人地矛盾, 最終成就了數十年國民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

(三) 全力發展鄉村旅遊業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收益低、風險大, 農(nong) 民從(cong) 業(ye) 意願持續低迷。自從(cong) 提出農(nong) 村一二三產(chan) 業(ye) 融合發展理念後, 許多人便極力倡導全麵發展休閑農(nong) 業(ye) 和鄉(xiang) 村旅遊業(ye) , 尤其是那些曾到發達國家體(ti) 驗過鄉(xiang) 村旅遊的人群, 更是對此推崇備至。其實, 他們(men) 隻看到了相關(guan) 國家局部地區鄉(xiang) 村旅遊業(ye) 的紅火, 而忽視了鄉(xiang) 村旅遊業(ye) 對整個(ge) 國家農(nong) 業(ye) 所產(chan) 生的持久性消極影響。以日本為(wei) 例, 那些占有旅遊資源稟賦優(you) 勢的農(nong) 戶由於(yu) 可以獨享豐(feng) 厚的利潤回報, 拒絕土地流轉, 導致土地嚴(yan) 重碎片化, 阻礙了農(nong) 業(ye) 規模化經營, 農(nong) 業(ye) 現代化進展遲緩;城市與(yu) 農(nong) 業(ye) 區在空間布局上相互交錯, 幾個(ge) 都市區及周邊地區尤為(wei) 如此, 產(chan) 權私有為(wei) 少數占有優(you) 質旅遊資源的農(nong) 戶提供了製度上的剛性保障。[6]為(wei) 了獲得長期壟斷利潤, 他們(men) 抵製土地功能的動態調整, 結果大大增加了大型農(nong) 業(ye) 機械頻繁轉場的時間, 提高了農(nong) 業(ye) 運營成本。

考察歐美發達農(nong) 業(ye) 國家發現, 其主要農(nong) 產(chan) 品實現規模化經營後, 勞動生產(chan) 率不斷提高, 恩格爾係數持續下降。相反, 某些國家過度發展鄉(xiang) 村旅遊業(ye) , 抑製了農(nong) 業(ye) 整體(ti) 效率的提升, 恩格爾係數難以降低, 日本便是最好的佐證。由於(yu) 早期全麵推廣休閑農(nong) 業(ye) , 日本農(nong) 業(ye) 最終成為(wei) “園藝化”農(nong) 業(ye) , 經營成本高企, 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居高不下, 恩格爾係數不降反升, 這種情形在發達國家中十分鮮見 (見圖4) 。如果沒有高額的農(nong) 業(ye) 補貼, 日本的食品供應難以為(wei) 繼。事實上, 近些年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ya) 等主要農(nong) 業(ye) 國家的恩格爾係數均未超過15%, 且一直緩慢下降, 美國則始終低至10%以下。同時,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和法國作為(wei) 農(nong) 業(ye) “園藝化”特色最鮮明的兩(liang) 個(ge) 國家, 其恩格爾係數長期高於(yu) 其他國家 (見圖4) 。

 

圖4 2012-2018年典型國家居民恩格爾係數/%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美國農(nong) 業(ye) 部。

較之於(yu) 其他國家, 中國的情況更為(wei) 特殊。一是中國幅員廣闊, 不同地區氣候、物產(chan) 、土壤、地貌、曆史淵源等千差萬(wan) 別, 除了大中城市郊區和一些擁有獨特稟賦優(you) 勢的地區 (此類地區占比不足10%) 可能適宜發展休閑農(nong) 業(ye) 和鄉(xiang) 村旅遊之外, 剩餘(yu) 的絕大部分地區根本不具備相應的條件, 隻適合從(cong) 事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如果各地都一窩蜂地興(xing) 起全域旅遊, 結局則很可能是災難性的, 既導致寶貴資源的巨大浪費, 又會(hui) 弱化人們(men) 對基礎農(nong) 業(ye) 的重視程度。二是目前中國總人口約14億(yi) , 占世界人口比重近1/5, 食物、衣服等基本生活資料不可能主要依賴進口, 糧食安全問題是時刻懸在人們(men) 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蒜你狠”“豆你玩”“薑你軍(jun) ”“辣翻天”“蘋什麽(me) ”“豬瘋狂”等網絡調侃語, 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某種基本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暴漲牽涉著千家萬(wan) 戶。近五年來中國6 000多萬(wan) 貧困人口穩定脫貧, 貧困發生率從(cong) 10.2%降至4%以下, 成績斐然。此時, 需要警惕的是, 雖然近些年中國恩格爾係數持續下降, 但是截至2018年底依然高達28.4%, 遠高於(yu) 其他國家。可見, 隻有糧食供應量相對充裕, 才能維持食品價(jia) 格穩中有降, 進而保障一般家庭的生活水準不下降, 鞏固扶貧效果。因此, 中國一定要提防出現類似日本休閑農(nong) 業(ye) 的負麵影響。

從(cong) 本質上講, 休閑農(nong) 業(ye) 和鄉(xiang) 村旅遊就是為(wei) 城裏人提供“鄉(xiang) 愁”消費品, 其賣點在於(yu) 滿足老一代城裏人對兒(er) 時故土的追思和新一代城裏人對田園風光的好奇, 特定區域的農(nong) 民由此獲得更多就業(ye) 機會(hui) , 增加了收入。然而, 跟其他商品一樣, 鄉(xiang) 村旅遊業(ye) 同樣受製於(yu) 邊際消費傾(qing) 向遞減規律, 井噴式增長之後必然帶來長期消費疲軟, 曾經門庭若市的“農(nong) 家樂(le) ”現在卻門可羅雀便是最好的印證。另外, 鄉(xiang) 村旅遊更多地帶有奢侈品屬性, 收入彈性係數較大, 城裏人收入的高低變化對其影響很大, 這也無形中加劇了該行業(ye) 的市場風險。

(四) 執念“鄉土文明”

有人認為(we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就是要回歸農(nong) 業(ye) 社會(hui) , 主張大力傳(chuan) 承和弘揚農(nong) 耕文化, 以便喚醒人們(men) 內(nei) 心深處對鄉(xiang) 情、家園的眷念, 激蕩遠方遊子對故土最溫柔的情愫, 倡導回歸和堅守鄉(xiang) 土文明。基於(yu) 此動機, 有些人便刻意描繪甚至過度渲染舊時鄉(xiang) 村社區的寧靜、淳樸、祥和與(yu) 友愛氛圍, 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出者返回家鄉(xiang) , 重拾先民曾延續多年的日出而作、日落日息的傳(chuan) 統生產(chan) 生活方式。[7]誠然, 正如某些學者研究發現的一樣, 人們(men) 在追憶過去時, 很容易滑落到留戀和緬懷的情緒中而有意無意地過濾掉某些令人不快的人和事, 傾(qing) 向於(yu) 選擇性記住昔日那些碎片式的歡樂(le) 片段和溫馨場景。

毋庸諱言, 鄉(xiang) 土文明中蘊涵著自然、簡單、質樸、和諧、安寧等合理化因子, 這可能正是人們(men) 對此戀戀不舍的動因所在, 但更應該理性認識那段“痛並快樂(le) ”的日子。如果農(nong) 村社會(hui) 的實際生活圖景果真如此愜意美好, 為(wei) 什麽(me) 現實中還有那麽(me) 多的農(nong) 村人 (例如, 基數超過2.9億(yi) 人的農(nong) 民工群體(ti) ) 主動選擇背井離鄉(xiang) 進入陌生的城鎮工作生活?其中一些人, 寧願多年漂泊在異鄉(xiang) 的城鎮過著居無定所的兩(liang) 棲生活, 也不願意返回家鄉(xiang) 享受田園牧歌式的農(nong) 耕歲月。如何解釋所謂專(zhuan) 家預測和嚴(yan) 酷現實之間的巨大偏差與(yu) 嚴(yan) 重背離?求解以上諸問題的答案, 唯有回到鮮活的實踐中去。

回顧人類社會(hui) 發展史不難發現, 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現代社會(hui) 轉型具有內(nei) 在不可逆性, 鄉(xiang) 土文明無法掙脫衰落枯萎的宿命, 城市文明終將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主宰。自工業(ye) 革命開始, 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便逐步由鄉(xiang) 村轉移到城鎮, 城鎮成為(w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主導力量與(yu) 核心載體(ti) ,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概莫能外。聯合國副秘書(shu) 長克洛斯研究發現, 在國內(nei) 和國際移徙中, 超過95%的流動人口都是出於(yu) 經濟原因考慮或者為(wei) 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進入城鎮。城市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ge) 一步步地以“城市的方式”對整個(ge) 社會(hui) , 從(cong) 生產(chan) 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乃至空間組織方式等各個(ge) 方麵進行重新組織、重新塑造的過程[8]。中國改革開放後數以億(yi) 計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潮水般湧入城鎮, 對該結論給出了中國式注解。

可見,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要堅持對鄉(xiang) 土文明的揚棄態度, 繼承和拓展其蘊含的合理成分, 而不是一味抱殘守缺。在當今這個(ge) 城市文明主導的時代,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就是鄉(xiang) 村積極參與(yu) 並充分共享以城市文明為(wei) 主流的現代文明的過程, 是現代化路徑中對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的全麵重塑和多維轉型。換言之,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正是城市文明向鄉(xiang) 村地域的浸潤與(yu) 傳(chuan) 播的過程。

二、妥善處理好幾組關係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是新時代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的根本之策, 涉及方方麵麵的關(guan) 係重構和利益分割, 必須統籌考慮多重因素。基於(yu) 現實考量, 重點在於(yu) 準確把握以下幾組關(guan) 係。

(一) 鄉村振興與農民工返鄉

不可否認, 導致今日鄉(xiang) 村經濟落後、社會(hui) 衰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農(nong) 村優(you) 質勞動力的長期大量流失。近年來全球經濟景氣持續下行、複蘇乏力, 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增加了外貿的非確定性, 中國許多外向型企業(ye) 麵臨(lin) 撤單和訂單萎縮壓力, 被迫一再縮減用工規模。同時, 各類城鎮都在經曆轉型升級之痛, 中低端就業(ye) 崗位增速放緩。當然, 城鎮房租高企、物價(jia) 上漲等因素也增加了打工者的生活成本。在多重原因的疊加影響下, 部分農(nong) 民工開始選擇返鄉(xiang) (就近就業(ye) 或者自主創業(ye) ) 。

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為(we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第一, 一部分有資金、有知識、有見識的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 為(wei) 發展現代農(nong) 業(ye) 提供了有利條件, 為(wei) 農(nong) 業(ye) 的規模化、產(chan) 業(ye) 化發展補充了最為(wei) 稀缺的人力資本。第二, 受到家鄉(xiang) 良好營商環境的吸引, 一部分返鄉(xiang) 農(nong) 民工嚐試創業(ye) 。由於(yu) 打工期間掌握了嫻熟的技能, 積累了一定的管理經驗, 看準了城鎮的市場空白, 一旦抓住區域間產(chan) 業(ye) 轉移的有利時機, 其創業(ye) 成功幾率相對較高。成功創業(ye) 不僅(jin) 解決(jue) 了返鄉(xiang) 者自身的就業(ye) 問題, 還通過創業(ye) 帶動就業(ye) , 安置了更多的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 為(wei) 農(nong) 民收入的穩增長提供了保障。第三, 部分農(nong) 民工在城鎮打拚多年, 經曆過城市文明的浸染和洗禮, 返鄉(xiang) 後自然會(hui) 帶回城裏人的時間觀、理財觀和價(jia) 值觀, 這對於(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過程中的鄉(xiang) 風文明建設非常關(guan) 鍵。第四, 部分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就業(ye) 或者創業(ye) 有利於(yu) 激活和放大農(nong) 村消費市場。該群體(ti) 既是生產(chan) 者也是消費者, 其在農(nong) 村地域的生產(chan) 生活, 必將拓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費空間, 助推農(nong)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第五, 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創業(ye) 在拓寬農(nong) 民就業(ye) 渠道、增加農(nong) 民收入的同時, 也以稅費等方式為(wei) 地方財政作出貢獻, 使地方政府更有實力加大投入來完善農(nong) 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 而這也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重要內(nei) 容。

(二)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

從(cong) 表征上看, 尤其從(cong) 要素城鄉(xiang) 間流動的方向考察,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與(yu) 新型城鎮化建設在特定時期內(nei) 的確存在一定的內(nei) 在矛盾。在總投入既定的情況下, 二者必然存在此消彼長的關(guan) 係。顯然, 這隻是從(cong) 二元對立角度審視彼此的關(guan) 係, 若從(cong) 城鄉(xiang) 統籌、城鄉(xiang) 融合維度考察, 其結果則大相徑庭。

從(cong) 深層次上講,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與(yu) 新型城鎮化之間具有內(nei) 在一致性。第一,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實施會(hui) 吸引部分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就業(ye) 和創業(ye) , 將一定程度上減緩城鎮就業(ye) 壓力, 延展城鎮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的時間周期並增加回旋餘(yu) 地, 有利於(yu) 順利推動城鎮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 也將為(wei) 未來城鎮化健康穩妥推進創造更多機會(hui) 。[9]第二, 隨著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配套政策的有序落地, 惠農(nong) 、支農(nong) 力度必然進一步加大, 相關(guan) 舉(ju) 措有助於(yu) 提高農(nong) 民家庭收入, 為(wei) 後續遷入城鎮購房置業(ye) 夯實經濟基礎, 使得未來新型城鎮化步伐邁得更為(wei) 穩健。第三, 為(wei) 了貫徹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 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會(hui) 持續發力, 從(cong) 而緩解鄉(xiang) 村財政捉襟見肘的困難, 使相關(guan) 部門有更充裕的財力投入城鎮路、水、電、氣、網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社保、治安等公共服務事業(ye) , 穩步推進當地城鎮擴容提質, 進而吸納更多農(nong) 民進入城鎮工作生活。第四, 當新型城鎮化建設進入後期, 城鎮體(ti) 係相對完備、功能相對齊全、產(chan) 業(ye) 相對高端, 便更有能力反哺農(nong) 村, 將從(cong) 物質和精神兩(liang) 個(ge) 層麵強化對鄉(xiang) 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在漸進縮小城鄉(xiang) 差距的過程中最終實現城鄉(xiang) 一體(ti) 化目標。第五, 伴隨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中人才振興(xing) 、文化振興(xing) 方麵相關(guan) 政策的有序推出, 農(nong) 民的市場觀念將得到普及和更新, 技能水平大幅提升, 現代價(jia) 值觀逐步深入人心, 這些基本素養(yang) 的培植與(yu) 儲(chu) 備有助於(yu) 縮短其未來進入城鎮生活工作的迷茫期和適應期, 從(cong) 而推動鄉(xiang) 村振興(xing) 與(yu) 新型城鎮化兩(liang) 大戰略無縫銜接。

(三) 鄉村振興與城鄉差距可能適度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農(nong) 戶家庭收入來源日漸多元化, 尤其是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增速很快, 加上國家農(nong) 業(ye) 稅費的減免乃至最後取消以及多項農(nong) 業(ye) 補貼政策先後出台, 農(nong) 民收入不斷提高, 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增速差距呈現出逐步縮小的總體(ti) 態勢, 具體(ti) 見圖5。

 

圖5 2004-2018年中國城鄉(xiang)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實際增速

 

資料來源: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部官方網站。

誠然, 貫徹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 農(nong) 業(ye) 基礎設施和農(nong) 村公共服務將不斷完善, 農(nong) 民的就業(ye) 創業(ye) 環境也會(hui) 大幅改觀, 農(nong) 戶家庭穩定增收的基礎愈加堅實, 這些要素都有助於(yu) 縮小城鄉(xiang) 收入差距。然而, 如果把考察的時間跨度拉長, 就可能推導出令人擔憂的結論, 即在未來某個(ge) 時間點極有可能出現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適度拉大的情形。之所以會(hui) 有這樣的判斷, 主要是基於(yu) 以下幾方麵原因的考慮。

第一,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後, 在各種利好政策的催化下, 農(nong) 村居民收入肯定會(hui) 增加。部分農(nong) 民家庭殷實, 有實力在城鎮購房建房;掌握了某種技能, 有能力在城鎮謀業(ye) 創業(ye) ;受到世世代代爭(zheng) 做“城裏人”夢想的牽引和驅使, 他們(men) 更傾(qing) 向於(yu) 遷往附近城鎮居住, 在身份上就由原來的農(nong) 民變更為(wei) 市民, 在統計上將歸為(wei) 城鎮人口之列。如此一來, 剩餘(yu) 農(nong) 村居民的收入增速便會(hui) 出現一定幅度的減緩, 其結果可能在表象上呈現出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適度擴大的態勢。

第二, 中國現行的縣級及以下行政單元依然按照“縣城—中心鎮—集鎮—行政村—自然村”的次序進行資源分配, 縣域內(nei) 的教育、醫療、治安、環保、商貿、質檢等優(you) 質資源幾乎都優(you) 先配置在縣城, 考慮到孩子上學、老人就醫、家人就業(ye) 等諸多方麵的便利性, 許多經濟條件稍好的農(nong) 村居民會(hui) 主動或者被動搬遷至縣城, 從(cong) 而減少了農(nong) 村較高收入群體(ti) 的數量。

第三, 目前農(nong) 村婚戀市場上性別比嚴(yan) 重失衡, 適婚男青年尋找配偶越來越難。專(zhuan) 家估算, 中國農(nong) 村適齡男女青年之間相差3 000萬(wan) 人左右, 許多農(nong) 村出現一女難求的現象。[10]為(wei) 了提高在婚配市場的議價(jia) 籌碼, 一些農(nong) 村男孩家庭被迫到縣城購房, 因為(wei) 在縣城有無房產(chan) 是許多女孩子是否答應相親(qin) 的首要條件。更何況, 縣城人口集中, 一旦男孩子到縣城生活工作, 便有了更多接觸女孩子的機會(hui) , 婚配成功的概率也相應增加。因此, 出於(yu) 對孩子終身大事考慮, 一部分家境稍好的農(nong) 村家庭紛紛到縣城購房, 並遷往縣城居住, 導致農(nong) 村中高收入群體(ti) 基數進一步萎縮。

第四, 隨著時間推移, 除了少數返鄉(xiang) 創業(ye) 農(nong) 民工繼續堅守農(nong) 村外 (其實, 他們(men) 更可能的活動軌跡是工作在鄉(xiang) 村、生活在附近城鎮, 因此已不再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農(nong) 民了) 。農(nong) 村最終留下的更多的是那些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擁有數量和質量上都處於(yu) 相對劣勢的困難家庭。該群體(ti) 囿於(yu) 自身稟賦上的某些短板, 一般隻能從(cong) 事粗放式農(nong) 業(ye) 經營, 收入來源相對單一且不穩定, 其收入增長空間十分有限。

第五, 伴隨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工作的順利完成, 城鎮產(chan) 業(ye) 逐步邁向中高端, 相關(guan) 產(chan) 品的附加值更高、利潤空間更大, 城鎮企業(ye) 得以提供競爭(zheng) 力更強的工資待遇。相應地, 城鎮居民收入來源更穩、增速更快、預期更明朗, 較之以上原因所致的農(nong) 村剩餘(yu) 居民收入每況愈下, 更加凸顯出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

因此, 在以上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 即使在未來某個(ge) 時間段城鄉(xiang) 居民差距適度擴大, 也有其內(nei) 在合理性。我們(men) 必須正視這個(ge) 新現象, 並提高對此的容忍度。當然,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 這不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實施的必然結果, 更不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謀劃的初衷。從(cong) 長期來看, 隨著國家各項支農(nong) 、惠農(nong) 政策的全麵貫徹, 尤其是工業(ye) 反哺農(nong) 業(ye) 、城市支持農(nong) 村步伐加快, 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會(hui) 逐步彌合。

(四) 鄉村振興與農戶居住方式合理調整

從(cong) 前文的分析邏輯可知, 鄉(xiang) 村振興(xing) 並不是每個(ge) 自然村的散點式振興(xing) 。為(wei) 了最大化釋放有限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hui) 效益, 降低農(nong) 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運營與(yu) 維護成本, 必須對農(nong) 村居民的居住方式進行適度調整。統籌考慮各地村落建築風格、農(nong) 民住房偏好、地形地貌、交通區位、城鄉(xiang) 規劃、人口規模、產(chan) 業(ye) 狀況等多方麵的差異性, 對雜亂(luan) 無序的居民點進行分類整治, 其目的在於(yu) 既適當保留傳(chuan) 統鄉(xiang) 村文化的古樸韻味, 也不偏離現代城市文明的主流方向, 同時兼顧經濟、社會(hui) 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第一, 對於(yu) 某些外觀輪廓獨特、曆史底蘊厚重和周邊環境奇異的自然村落, 即使常住人口稀少, 也應暫時予以保留, 給某些執著於(yu) “鄉(xiang) 愁”的城裏人留下一片閑暇之時尋幽探古、慰藉心靈的空間。由於(yu) 此類村落本身具有良好的經濟價(jia) 值和社會(hui) 價(jia) 值, 隻要經營有方, 管理到位, 其可持續發展應該問題不大。

第二, 結合目前正緊鑼密鼓開展的行政村“撤歸並”行動, 積極鼓勵、引導和支持普通類自然村落村民向縣城、附近的中心鎮和建製鎮適度集中定居。[11]通過科學規劃和合理調整村民居住聚落形態, 一方麵可以重新整飭鄉(xiang) 村長期廢棄的宅基地及撂荒地, 通過占補平衡以確保不越過18億(yi) 畝(mu) 耕地紅線;另一方麵也盡可能避免撒胡椒麵式的分散投資, 集中力量搞好各類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使得新遷入的村民盡早體(ti) 會(hui) 到獲得感與(yu) 幸福感。

第三, 目前農(nong) 村水利、交通、通信設施逐步完善, 農(nong) 民多以駕駛摩托車、三輪車等方式出行, 居住在縣城、中心鎮或者建製鎮, 回原村落耕種非常便利;加上農(nong) 業(ye) 機械日漸普及, 農(nong) 忙季節日趨縮短, 農(nong) 業(ye) 勞動強度也相對下降。所以, 總體(ti) 上講, 這種全新的生活工作方式不僅(jin) 不會(hui) 降低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績效, 而且還更有利於(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其他舉(ju) 措的整體(ti) 推進。

第四, 統籌考慮自然災害多發區家園重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移民搬遷和精準扶貧中生態脆弱區原居民易地安置等工作, 在科學論證基礎上合理選址新建一批移民新鎮, 或者依托某些現有城鎮高標準建設移民新區。[12]強調鄉(xiang) 村各類人口、公共服務設施和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向附近城鎮適度集中, 一方麵為(wei) 城鎮未來發展累積了人氣, 盡快突破城鎮三產(chan) 發展的最低人口門檻;另一方麵也借此為(wei) 城鎮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生活配套服務、創造更多就業(ye) 崗位, 實現人產(chan) 城的深度融合發展。

三、結論與思考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作為(wei) 一項係統工程, 是關(guan) 乎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百年大計, 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 要清醒認識到該項戰略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對於(yu) 此項全新的發展戰略, 人們(men) 在認知上存在某些偏差實屬正常。考慮到某些模糊觀點可能引致決(jue) 策上的重大失誤, 選擇其中一些關(guan) 鍵問題展開充分討論, 澄清認識上的盲點和誤區, 避免實踐中的冒進與(yu) 盲從(cong) , 十分必要和緊迫, 也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得以穩妥紮實地推進的需要保障。同時, 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 也自然會(hui) 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這就要求在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過程中應審時度勢, 注意與(yu) 其他政策措施的銜接與(yu) 匹配, 對未來經濟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也要進行前瞻性的考量和研判, 以保證一旦某些情況出現時能夠從(cong) 容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