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時期，即1949年到1978年的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時期和1978年至今的改革開放時期。
第一時期采取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偏重工業(ye) 政策使工業(ye) 發展速度遠超農(nong) 業(ye) ，而以小農(nong) 經濟為(wei) 主的農(nong) 業(ye) 發展相對落後，工農(nong) 產(chan) 品的價(jia) 格剪刀差進一步形成城鄉(xiang) 二元剛性經濟結構，致使城鄉(xiang) 差距變大；
第二時期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ti) 製下的二元結構雖然有所改善，但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依舊落後，農(nong) 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城鄉(xiang) 差距進一步拉大。為(wei) 了縮小城鄉(xiang) 差距，提高農(nong) 民收入，黨(dang) 中央先後發布了一係列鄉(xiang) 村建設政策。
2017年，黨的十九大做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的重要論斷，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在此背景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三農”工作麵臨的局勢和問題，開始研究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針對我國鄉村發展中出現的空殼化、留守問題、環境汙染、土地閑置等“鄉村衰弱”的現象,2018年2月4日，黨中央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決定開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要想順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其過程中迎難而上見招拆招，就必須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理解鄉村振興。
從世界曆史發展來看,伴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鄉村衰落成為世界性難題之一。1949年以來鄉村治理已走過70年曆程，不同時期鄉村治理的曆史背景、目標任務、政策要求各不相同。為解決鄉村發展難題,學者們相繼提出進行鄉村建設、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等的必要性。
大激店古鎮
溫鐵軍指出我國鄉村建設運動興起於19世紀20年代，作為一個超大型農業國家，土地多耕地少、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決定了鄉村治理的必要性，因為鄉村治理能夠更好地解決糧食、耕地等基本問題。而鄉村治理是在特定的人民和社會基礎上發生的,是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
改革開放前,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控製嚴密，生產力不足阻礙了鄉村發展；改革開放後，新的土地產權關係重塑了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鄉村治理恢複良好秩序，2006年農業稅的取消標誌著鄉村治理的轉型。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施,取決於我國鄉村發展的“內因”和“外因”，“內因”是我國有悠久的傳統農村生產曆史，“外因”是除了工業扶持鄉村建設外，還有城市居民對鄉村美好生活的憧憬。
新農村建設時期,農業農村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農村深層次的矛盾依然突出,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製定新的農村發展戰略為新時代的鄉村治理謀劃新的圖景。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是我國自己的農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內在邏輯要求。從我國鄉村曆史發展來看，鄉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等都是黨中央在不同時期針對“三農”問題而提出的鄉村治理政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對以往鄉村治理的拓展，鄉村振興是鄉村治理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基礎上的轉型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在總體經濟穩步增長、社會和諧穩定的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做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論斷。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在於如何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
D.GaleJohnson結合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實際價格指數、產品質量等得出：1978年以後，城鄉收入差距比官方公布的數據要更大，要減緩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需要更多扶持農村農業農民的政策。
郭曉鳴指出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同時，農村區域發展失衡矛盾同樣突出，這種失衡超出一定限度就會對經濟全局性穩定增長構成威脅，成為我國需要解決的緊迫性重大問題，鄉村振興戰略在這時候提出來是有重要意義的。
晴耕雨讀民宿小院
不平衡問題也體現在城鄉人口結構失衡,當前我國農村人口結構失衡，性別結構、年齡結構以及素質結構方麵不斷惡化。除此之外，人口流動失序也是導致農業發展能力不足,鄉村日漸衰落的重要原因。
城市居民對農產品由“量需”轉變為“質需”,農村居民希望能享受到更好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醫療衛生等,要改變這一局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迫在眉睫。城鄉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麵的差距加速了農村資源和要素的流失，引發了城市的“膨脹症”和農村的“凋敝症”，鄉村是需要同城市一起繁榮的。
總而言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的根本途徑,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離不開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總方針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製機製和政策體係是製度保障,“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針為總要求。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黨中央將鄉村振興劃分為三個時期:製度政策形成期、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期和鄉村全麵振興期。
2018年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取得良好開局，農村有了新麵貌，農業有了新發展，農民有了新收入，鄉村振興戰略對“三農”問題的解決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鄉村在振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境和有待解決的問題,“人、地、錢”等瓶頸製約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破解。
振興誰來幹?是基層地方政府、專業化人才還是廣大農民?農民作為鄉村振興的建設者和受益者,有著關鍵性的地位,農村人口的流失導致“誰來種地、怎樣種地”成為推進農業現代化亟待解決的難題。
農村留守人員呈現年齡大、數量少等問題，農忙時期人手不夠、現代農業人才短缺問題突出。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力量，要做好“帶頭人”角色。部分基層黨組織人員的教育水平較低、工作能力較弱且後備隊伍不優，優秀基層幹部人員的短缺嚴重製約著鄉村組織力的提升。
新時代的農村需要更多專業優秀人才，產業興旺的實現需要大量農村管理人才、農業科技支撐人才、電商人才，生態宜居的實現需要環境治理人才，鄉風文明的實現需要文化傳播人才，鄉村治理高效的實現需要鄉村治理能手，農民生活富裕的實現需要一批優秀的醫療、教育人才。
因此,鄉村振興各環節都存在人才短缺問題,各方麵都需要引進更多優秀人才。
土地怎麽改？怎麽改革土地製度才合適？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用地分配不合理且利用低效、征地拆遷等社會糾紛屢屢發生，是眾多鄉村在振興過程中遇到的普遍問題。
農村的發展根本在於土地改革，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改變了我國落後的農業發展，鄉村的振興同樣離不開土地這一基本要素的完善。
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由於“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導致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範圍過寬，農村集體土地被過度改為經營性用地，違背了黨中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圖。有學者認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應該直接入市交易, 農村集體土地資產難以有效盤活, 很難給集體帶來收益。
宅基地使用權是否應該流轉，學者們爭議多年，支持流轉的學者認為宅基地作為農民的財產，可以成為農民的收入來源之一；反對流轉的學者認為宅基地的功能應該僅限於居住，如果單純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允許宅基地自由流轉會引發城市圈地運動，導致過度的低質量城市化，這對農村未來發展不利。因此,如何把握好宅基地流轉的“度”，需要進一步研究。
錢從哪裏來？建設符合我國國情的美麗鄉村,我們有足夠的財政支持嗎？應該如何引導更多資本投向農業農村？
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主要來源於財政支農資金和信貸支農資金。農村金融發展明顯落後於城市，農村金融體係尚未完善、財政支農資金投入不足和城鄉金融結構失衡是製約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在我國,信貸支農資金數量投入同樣低，傳統農業、農村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盈利較低，借貸風險較大，農業保險落後，導致金融機構不願意“進村”，更傾向於向城市企業發放貸款。
晴耕雨讀民宿小院
有學者指出商業性金融機構對農村市場的忽視和農村信用社的壟斷，競爭力的不足導致了農村金融機構的低效性。農戶信息障礙、成本障礙、製度保障不完善等成為金融機構不願向鄉村投資的重要原因，農戶信貸配給較嚴重，諸多農戶依舊無法通過正規信貸渠道獲得資金支持。
且地方政府的過多幹涉，農村缺乏良好的金融信用環境，現行利率的不適用性都是鄉村銀行在我國發展困難、鄉村麵臨資金困境的重要原因。
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應當如何培養優秀的鄉村文化？沒有了鄉村文化，鄉村就如同失去靈魂一般，實際上也就沒有了真正的鄉村。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離土離鄉”，由於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傳統鄉村文化存在的基礎被破壞。我國現存的傳統村落有著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文化不斷被埋沒、把傳統村落保護等同於文化性建築保護是新時代鄉村文化培養麵臨的挑戰。
文化自信的缺失是當前中國鄉村的最大缺失，有的人盲目崇拜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不再認同鄉村生活方式，導致原有的鄉村價值觀缺失。
另外鄉村文化振興還麵臨以下四個方麵的挑戰：一是鄉村國家意識形態建設式微，二是鄉村公共文化短缺，三是鄉土文化被邊緣化，四是宗教文化在農村影響力擴大。
從鄉村振興戰略開始實施到現在,學者們就如何進行鄉村振興提出了各種觀點。通過對總體文獻的梳理,鄉村振興未來發展路徑可以大致歸結為五大振興,即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五大振興”融合一體,相互協調,才能推動鄉村振興又快又好地發展。
鄉村振興，產業是重點，產業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興旺，農民才能富裕。農業現代化是產業振興中的首要任務，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是產業振興的根本途徑，完善農村產供銷體係是振興鄉村產業的必由之路，集體產權製度改革是鄉村產業振興的製度保障。
也有學者認為，要實現鄉村產業振興，首先要從整治土地和村莊入手，土地與村莊本身就是巨大的產業，要對農田進行高標準改造，提升糧食生產能力，對村莊、農園進行高要求改造，吸引外來投資。
有人則從產業路徑創新角度出發，認為鄉村振興要注重產業路徑創新, 鄉村企業應強化市場化思維，增加產業業態和產品多樣性，巧妙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特色服務，政府要分階段出台扶貧政策扶持產業發展。
鄉村振興，人才是基石。落實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各參與者相互協作、彼此信任。黨中央、基層幹部、村民、各類智慧型人才都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參與者。在眾多參與者中,農民是人才振興的關鍵主體。
在參加“兩會”四川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應作為鄉村人才培養的重點，要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
政府應以加強培訓平台建設為抓手從農民就業需求出發，提高農民的相關領域專業化能力,提升農民職業教育質量。優秀的鄉村幹部是黨在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深入推進的執行者，應該構建新時代學習型黨支部思想，加強基層幹部的素質和能力，,提高服務村民意識，鄉村幹部要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
企業應增加產業生產力，提高工人生產效率，農業上要完善農技推廣體製，積極引進相關產業人才，加速土地流轉，大力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加。
“新鄉賢”作為一支德才兼備的賢能人士隊伍, 對鄉村人才振興來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打通“人才下鄉”的立體化通道是留住新鄉賢的根本途徑。
中國人有獨特的“歸根”情結，企業家也有濃濃的鄉情，應引導眾多優秀企業家投資家鄉，助力鄉村振興。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要積極弘揚企業家精神，當地政府對企業要給予適當的優惠政策，企業家要發揮示範帶頭作用，引領小農戶共享勞動成果。
文化是鄉村振興的動力和智慧之源，實現鄉村全麵振興需要把握好鄉村文化的科學內涵。
鄉村文化振興的要義是實現文化從自覺到自信，要尊重文化再生長的客觀規律，精準識別鄉村文化符號,重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鄉村文化。
傳統村落保護，首先要以人為本，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對村民賦權，在保護村落文化的同時注重增加村民的經濟收益，充分發揮當地居民參與保護村落的積極性，當地政府出台相應保護政策、合理改造傳統村落都是傳統文化保護的有效途徑。
塑造文明鄉風，首先要加大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構建優良鄉風的可靠措施。
從鄉賢文化建設角度出發，繼承優良的古鄉賢文化，培養有教育涵養、受民眾認可、能引領鄉村發展的新鄉賢是鄉村文化發展的關鍵，要以新鄉賢文化推動其他鄉村文化發展助力鄉村振興。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鄉村獨特的地理優勢,充分發揮生態環境的潛力,讓良好生態成為鄉村振興的“催化劑”。
鄉村振興要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道路，恢複和提升農村生態環境，生態與旅遊業要聯係起來，因地製宜地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生態旅遊業。發展生態農業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重要舉措，生態與農業要相互聯係,培育一批生態農業、生態農場、生態農莊、生態農民。
綠色發展要貫穿於各個產業各個環節，做到農業生態化、種植業生態化及旅遊業生態化等各種產業生態化，將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助力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首先需要有可靠的製度保障、法律安排和長久有效的經濟體製。土地製度改革是重點,要鞏固適合我國當前國情的土地製度,深化宅基地製度和農村集體產權製度改革。
其次要建立健全人才培養機製、產業融合製度和城鄉融合發展製度等,盡快製定出具有我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在鄉村振興中具有指導性意義的《鄉村振興法》。積極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促進產業振興；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凝聚社會各界人才力量以促進人才振興；
抓好物質建設和精神文化建設，改善農村基層設施建設的同時注重文物與優秀傳統文化保護以促進文化振興；發展生態產業和旅遊業以促進生態振興；構建學習型農村基層組織，社會各組織相互協作以促進組織振興。
最後，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產業要創新，製度更要創新。精準扶貧方略與鄉村振興戰略應當齊頭並進，相互融合，有機銜接。
隻有深刻理解了鄉村振興的內涵要義,解決“人、地、錢”等多種困境,實現“五大振興”,鄉村振興戰略才能有效實施並將實現質的飛躍,農民更富裕,鄉村更美麗,國家更富強。
